中国的草根NGO生存一直困难，即使目前生之有道的本土NGO，借助境外力量生存者也居多，而这类组织，又以云贵川等地居多，当境外机构扶植提携的道路迈过之后，这些本土NGO该如何发展，本文介绍的关于贵州NGO的探索，也许可以有所启示。
贵州本土NGO的中国道路
原生性的草根机构
“为什么贵州本土民间组织发展的很脆弱？”
看看展板上的这些组织，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弱吗？针对笔者的问题，贵州发展论坛的发起人毛刚强指着贵州发展论坛成员的展板反问我。
随便看了一个叫“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的资料。“2003年1月18日，通过网络发起第一次下乡助学活动以来，四年间经过助学志愿者的不懈努力，募集了几十万捐款和物资，在贵州的乡村帮助了几千名贫困学生，使他们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再一个是“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密密麻麻的大事记，记录了所发起的行动。
毛刚强说，这是一些基于本土需要去做事情成立起来的机构，并不是由别人扶植起来，他们的内生性和原生性是最好的。“首先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去做事情，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开始做，机构再慢慢成长，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
这些机构与通过申请国际机构的项目而成长起来的机构完全不同，他们在“动用自己的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相对闭塞，未必知道在贵州的国际机构在做什么事情，但他们又有很强的自我认同感，即使面对国际机构，也未必肯接收对方资助的窠臼：规范的英文、平整的格式。
但贵州参与式农村发展工作网（贵州PRA）的发起人之一任晓冬认为，这些更多是靠本地力量推动的NGO。他们机构的理念特别强，但问题是，并没有当作机构来发展，当作事业来做。由于完全靠个人的慈善意识，没有外部资金支持，本身又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很容易运作不下去。
“贵州省一盏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贵阳市一群收入相对稳定的工薪阶层人士，在户外旅游中结识，2002年10月，决定组织起来资助农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他们除了参与资助活动，除了早期的AA制均摊，2004年起，还以每人每月缴纳10元会费的方式维持组织的运转，缴纳会费的人多时，达到二三十人；参与过“一盏灯”活动的人，超过上千人。在“一盏灯”成员的无私奉献和热心人士的支持帮助下，机构已经走过4年。
2006年7月底，笔者前去贵州采访时，“一盏灯”的主要成员告诉笔者，2005年底和2006年上半年共六个周末，“一盏灯”完成近200名农村贫困生的入户家访，这完全是“善事善始善终”的念头支撑着坚持下来，“一盏灯”的日常事务对自己的时间精力牵扯太大太多了。她说，“一盏灯”作为一个组织和机构存在，需要有专职人员花费长期大量时间精力，来处理大量的维持组织运转所必须处理的琐碎事务，而其成员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来做，渐感力不从心。同时，工薪阶层的“一盏灯”成员也同样面临沉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她表示，今后除了咬紧牙关将已经开展的贫困生资助坚持下去，暂无余力再开展别的活动。
毛刚强说，类似“一盏灯”的情况，贵州还有几家。不过，这种本土草根机构，很好的存活下来，开展工作的毕竟是主流。
民间机构的中国道路
类似“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的机构接近20家，从一定的意义上，他们是毛刚强所欣赏的“动用本土资源，走中国化道路”的民间机构。也是毛刚强所发起的贵州发展论坛的主要的成员。发展论坛更愿意支持这样一些机构的发展。
毛刚强感觉有信心实现民间机构资源的本土化。他曾经做过一个小型的调查，在随机抽取的100个人之中，就有26人愿意捐款。按照这个比例，在贵州能筹集到的款项还是非常客观的。那条路（通过申请国际机构项目运作的机构）已经有太多的人走，为什么不可以走这条路？
做什么样的事情用什么样的资源。毛认为，当做社会倡导工作的时候，就需要注意资金来源的问题。如果有人已经把国际机构的资金标签化，在倡导时，这是很难解释的。毛觉得，中国的民间社会回应中国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市民的行动和市民的参与，这种行动和参与最重要的是利用我们本土的资源，这包括捐赠，包括志愿行为。“如果我们所有的机构都依靠国际机构来生存的时候，假如有一天，中国发生某些变化，国际机构撤出中国，这些机构怎么办？如果我们这些机构都变成项目为导向的机构，社会的参与性体现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民间组织成长的中国道路。”
毛刚强并不否认国际机构资源的重要性，国际结构的资助为机构的前期运转提供了前期的支撑。毛刚强推动成立的乡村善治中心的资源计划来自三部分，一部分是国际机构，一部分是政府，另一部分就是公众募集。“面向政府政策倡导的部分，需要去和政府合作商谈；向公众倡导的部分则向公众筹集（毛刚强有一套详细的筹款策略，现在不愿公开）；至于国际机构支持的部分，为机构提供了前期的铺垫。”
在未来，毛刚强想成立一个民间正真意义上的公募基金会。
多样化生存
除了这些原生性的机构，贵州PRA网和贵州高地研究所是颇有代表性的两个机构。
1998年成立的PRA网是贵州最早出现的，形式上似政府机构（内部成员多位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实际上是以民间组织形式运作的网络。在推动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互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03年成立的贵州高地研究所，则被认为是贵州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机构。在成立的短短时间内，就有极强的公信力，国际机构都愿意与其合作。对于这样一种民间机构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任晓冬认为，贵州类似贵州高地研究所的民间机构发育较弱，与国际机构的资助力度也有关系。因为没有合适的民间合作伙伴，国际机构更多与政府及事业单位合作；由于缺乏支持，民间的NGO更难发育。香港乐施会最近两三年才开始关注推动贵州民间组织的发展。
贵州的民间机构中，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些农民技术协会，比如，大方县红星村黑山羊养殖协会、毕节市千溪实壮中药材种植协会、贵州师范大学社会性别与农村发展协会、雷山县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促进会。任晓冬说，贵州从政府到地方，政府机构都比较赞成通过技术协会来促进农村的发展，农民协会性质的机构在注册方面会比较方便。
在贵州，转行的事业单位有，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贵州省农科院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贵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等。其他地方的NGO也有在贵州开展活动，比如，自然之友、惠泽人咨询中心、地球村。
与很多民间机构注册时很难找到主管单位一样，在贵州，民间机构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任晓冬觉得贵州在这方面更谨慎，这也是贵州滞后落后的一方面。他举了贵州PRA的例子，贵州PRA从1998年成立以来，也几乎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承担风险，做它的主管单位，在经过1年多的努力后，现在贵州供销合作社愿意做PRA网的挂靠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