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众对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市场化手段解决诸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辞，这本是公众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公共政策所作的正常批评。它促使我们转换视角，回顾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程，反思以往的社会治理策略。

　　早已有人指出，20世纪中国鲜明体现了动员社会的特征，不论是战时还是改革开放之前，无不是以意识形态动员作为社会整合和社会治理的根本策略。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市场化”，事实上是在国家的治理资源匮乏、原先的社会治理手段出现严重危机情况下所作出的“以发展代替治理”的策略选择，不少地方官员信奉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而自动获得解决。这样的描述，绝非否定“发展”，更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为了强调:我们终于到了必须以正常手段认真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时候了。

　　“以发展代替治理”的后果是不难想象到的，权贵结合、贫富分化即表明“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制度资源及社会资本稀缺，必然导致社会无序和市场无序，这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在此背景下，不管是期待以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左”言，还是信奉市场是灵丹妙药的“右”论，都将问题简单化了。在国家和市场不同程度地暂时失灵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想到“第三部门”(thirdsec　tor　)——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非赢利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所以它不同于市场；社会组织是自愿、自治的，所以它也不同于国家。

　　也许人们会认为，非赢利社会组织都是依赖于个人捐款而得以运作的，当今中国富豪鲜见慷慨解囊，社会组织何以生存？其实不然。研究者的统计表明，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匈牙利和日本八国的社会非赢利组织中，私人慈善捐赠占全部非营利性收入的平均比例仅为10％，而41％的非营利性收入来自政府支持，另有49％来自非赢利服务收费。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要支持非赢利社会组织？政府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向社会提供服务？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组织就是社会的细胞，它远比政府清楚地了解社会肌体某一部位某一时段的特定需求，它在为公众排忧解难时也远比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因此，非赢利社会组织被称为政府的“替补者”(fillin　)，而政府对非赢利社会组织的扶持也被视作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众的诉求已日益多元化，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政府更多关注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具有人性化色彩的公共产品供给。而这并不是“以发展代替治理”的策略所能达成的，尤其是当社会出现被“发展”大轮甩掉的弱势群体之际。弱势群体之所以在多方博弈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直接的原因是缺乏组织资源。从实现公平的角度讲，公共财政应向弱势群体作适当倾斜，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对诸如农民协会、残疾人团体、妇女组织、失业者同盟等等，政府都应采取资助的政策。在我们对非赢利社会组织的功能尚存陌生时，可以探讨政府向非赢利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鼓励非赢利社会组织介入社区的服务性事业，诸如社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心理辅导咨询、纠纷调解、老年人服务、临终关怀、残疾人康复等，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拨款给非赢利社会组织。当然，所有这一切，离不开政府尽快为非赢利社会组织创造宽松的发育环境和足够的生长空间。

　　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社会，其治理成本会很低。我国的政府管了太多“管不了又管不好”的事，即政府的权力过大，民间的空间偏窄，结果常常是疲于奔命却得到不少抱怨。政府若能实现从“父母官”到“裁判”的角色转换，那么，一个充满生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小政府大社会”就会来临！（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