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欠国家的钱没还，我走得不安心啊！”这是周安会丈夫的遗言。此后，周安会四处匍匐乞讨，因为坚定一个信念：欠国家的钱不能不还。曾经有一次，她讨了一个星期才得到的100元钱却被无良的人夺走了，这使她想到了死，结果儿子劝她：“妈，你死了，爸爸欠国家的钱，哪个来还？”于是，她坚持下来。

    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爱国主义，“国家”在周安会一家眼里，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成为道德的最高权威。尽管，他们并不一定知道“国家”的确切定义，而是把一切公权部门都看成是“国家”，甚至把信用社也看成是代表“国家”。

    这种“崇高”无疑是令人心酸的：周安会全家都始终挣扎在生存底线的边缘。丈夫之所以会去信用社借“国家的钱”，是因为患了食道癌，没有医疗保障；她本人也患有肝硬化；为了还钱，为了生存，双目失明、不能走路的她只能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去乞讨。信用社给她的免除利息的凭证足以说明一切：“此款因本人死亡，妻子瘫痪失明，两小孩到处流浪，妻子化缘偿还，故未收利息。”公民周安会全家对“国家”坚守了自己的诚信，但“国家”所能够给予他们的，难道仅仅是免除1000元借款的微不足道的利息吗？肯尼迪的那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反过来质问。

    这一事件，不是让我们去淡化现实的艰苦而讴歌美化公民周安会全家的诚信，获得一种道德上的麻醉，而更应该去深入思考：国家和公民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国家的感动，又该由谁来表达？（作者:邓清波）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