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营运动（一）

         

        摘要：在中国迈向"和谐社会"的社会转型期，非营利机构（NPO/NGO）在满足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在目前数量少、能力弱的情况下应如何借鉴已经相对成熟的企业部门的成功经验和方法手段尽快成长壮大起来；同时本文也将分析企业界参与公益慈善的策略和途径，以及政府、公众等在催生中国非营利行业中的重要作用。

         

        形势比人强

         

        “中国公益事业的春天来了”这句话在业内已讲了多年，但春雷涌动是一回事，甘霖普降又是另一回事。当你看到中国最早的“妇女热线”创始人王行娟76岁高龄还在为如何养活她的几个固定员工而四处奔走；名声在外十几年的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星星雨”还只有非常简陋的活动场地，你就会感到“春天来了”与其说是对形势的客观判断还不如说是乐观派们的自我激励。对大量步履维艰的公益慈善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来讲更实用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瓦尔特的那句明言“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

         

        从去年开始，“公益慈善”几乎成为从政府到民间，从媒体到公众，从强势集团到弱势群体共同关心的话题。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搞清楚NPO、NGO究竟代表什么以及“公民社会”的确切含义的同时，对诸如“企业公民”、“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新概念的讨论已相当热烈了。发展社会组织、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这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主管公益慈善和民间组织的民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然而，作为公益业者，我们应该是冷静的，这个历史机遇的形成恐怕并非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有多么出色使社会各界终于发现了我们的存在，而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非营利组织（包括公益慈善组织，下文中可能混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来满足某些迫切的社会需求，正所谓“形势比人强”。

         

        第三次分配

         

        为区别现有的按劳取酬的“一次分配”和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个人所得的“二次分配”，学界普遍把富裕人群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的“公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第三次分配”机制。

         

        虽然周其仁等学者对过分迷信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提出质疑，但我国确实已到了由于贫富差距而导致社会不安定的警戒线。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区域之间(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倾斜式发展战略实施而被进一步扩大)、行业之间(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33倍)。2006年5、6月间，中央政府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在专家开出的所有“药方”之中，推进慈善事业发展，运用“第三次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以“希望工程”为例，据中国青基会的统计，希望工程捐款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

         

        “贫富差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导致数次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起义，同样也“造就”了西方的现代慈善制度。这种在洛克菲勒口中的“伟大的制度创新”百多年来为维护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宝贵传统，当国内舆论普遍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相继宣布捐出绝大部分个人资产而惊叹的时候,西方社会也只不过把它视为又一次财富的轮回。

         

        “因使命而生”和“因需求而生”

         

        在非营利界，大家普遍接受一个说法，即“NPO（非营利组织）是因使命而生的”。不错，许多从事公益慈善的职业人士和志愿者，都有一种圣徒般的狂热和使命感。当所有的MBA教程都在强调使命（Mission）和愿景(Vision)对于企业的重要性的时候，使命对于一个非营利组织则更应是立身之本。然而，许多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表述动辄“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则显得大而无当。“身在北大洼，胸怀亚非拉”的笑谈其重点不是对志大才疏的讽刺，而是对漠视身边虽琐细但真实的需求的批判。

         

        NPO同样是因需求而生的。这个“需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在现阶段所出现的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空白。

         

        海南中国改革研究院的迟福林教授指出：当一国处于人均ＧＤＰ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也是该国公共服务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有专家估计，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总需求中，个人公共服务需求年均提高的比重，相当于过去50年的总体增幅。这种社会成员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现状形成了中国现阶段的一个突出矛盾，最近公众对教育、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普遍批评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有些学者把目前公共服务方面产生的矛盾归咎于“市场化”，认为还是应该由政府把所有的公共事务都管起来。而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性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相当部分社会性、公益性的公共服务职能，应当也可以从政府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国际经验证明非营利组织在就业、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凸显，既对政府从经济发展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同时也为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了重要机遇。

         

        谁更需要公益

         

        如果说人们对发展非营利事业对于“促进第三次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和“提供公共服务，促进政府转型”的重要作用还有所疑问的话，那全社会对“发展公益事业，传播慈善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则应没有任何怀疑。

         

        “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说：慈善文化的传播，将使中国人更加接近“上帝”。这个“上帝”就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慈善心、公德心、公益心、博爱心；就是宣扬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助人自助、感恩之心、心灵关怀、灵魂救赎，重温“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千年古训。他进一步指出： 17年来希望工程的全部收入才30多个亿，拿到上海只够修4公里地铁，用纯经济价值计算是很小的，但慈善项目的设计宣传、慈善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弘扬了志愿精神，注重施、受双方在精神、情感上的沟通、互动，让公益慈善成为呵护心灵的社会工程……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公益慈善的发展都优于大陆的台湾，非营利业者说自己从事的是“公益运动”，也就是社会上总会有那么一群人，通过他们的工作呼唤爱心，传播善念，从而影响着社会风气。

         

        狄更斯在描述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社会现状时写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们不希望这是时下中国的写照，然而毋须讳言的是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与精神道德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步。最近周围很多成功人士对各种通过学习“爱他人、做善事” 来取得内心宁静与平衡的心理辅导课程趋之若鹜，有的据说学费高达几万元。这种每星期要花高价去购买的“心理按摩”服务，其实与遍及西方的教堂礼拜活动如出一辙，但其表现形式的如此不同，不能不令国人感到可悲。当传统的灌输式思想教育在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眼里很难引起共鸣的时候，志愿精神和慈善文化无疑是帮助我们找回正在缺失的精神道德价值的有效路径之一。可见，与受助的弱势群体相比，更需要公益慈善或者说公益慈善精神的恰恰是社会本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最大受益者也正是社会本身。在一个专门为扶贫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公益机构的宣传册扉页上这样写道：衷心感谢那些让我们的爱心得以释放、心灵得到升华的农民兄弟……诚哉斯言！

         

        宋朝理学家张载把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归纳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为天地立心”的“心”就是全社会应普遍遵守的价值观、道德观。时代对这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益慈善业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吕朝，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主任、NPO信息咨询中心副主任